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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城买房,一个家庭花掉的40年
发布日期:2022-04-11 12:17    点击次数:9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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\"买房,对于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是信仰,是积攒生活的底气。在浙江南部的县城,一对夫妻人到中年,靠负债买下房子,却遭逢天灾与重疾,一家人先后在车库、面馆和毛坯房安顿。

输入我说的小区地址,出租车司机盯着地图看了半天。系统显示没有通向这个小区的道路。他问我,我答不知道。他诧异道:“这不是你家吗,你不知道?”我讪笑,“搬家了,刚搬的。”

事实上,过去三年,每年回家我都不知道家会出现在哪儿。

我给母亲拨电话,电话里她的声音不容置疑。“不会的呐,你跟他说,就这片有电梯的小区,大家都知道!实在找不到,你电话给他,我跟他讲!”

司机开到县城边缘的大道。左边是施工中的工地,中间是菜田,右边是通向小区的道路,但尚未修好。我迅速把手机又递给他,照着母亲中气十足的指挥,他硬着头皮开进菜田,前方是泥浆混着大块石头的小路。我隐约听见车底盘一声异响,余光中,他脸色越来越严肃。

终于看见了水泥地,到家了,我们几乎同时长舒一口气。

下车后,我拎着行李箱进电梯,电梯却时好时坏:最初是合不上门,合上了又嘎吱作响。到家后,听母亲说,她已经被关了不止一次。最初,她惊慌失措、心率飞升,现在已经可以神态淡然地,用紧急电话打给电梯公司前来开门了。

说这些时,母亲拉着我满屋转悠,指给我看白色瓷砖铺就的地板,精心挑选来的铁艺复古灯具,视线越过暖棕红的门框,厨房里落着夕阳余晖。电视机、大理石餐桌和木椅,则是装修第一套房子时置办的,它们曾在父母朋友的仓库里吃了两年灰,如今,新与旧在这里相遇。

母亲笑着,“这不比当时住得开心么?不欠什么钱了,这房子才算是自己的。”

我知道母亲的满足真心实意。这片建在高铁轨道旁的小区,没有围墙,没有物业,没有绿化与娱乐区域,作为回迁房,得益于“七层及七层以上建筑必须设置电梯”的规定,才安装了电梯。但毕竟,这是她耗费大半生,才再度拥有的安身之所。

母亲做主在县城买下家中第一套房子,是在2007年,她已经过了40岁。

为此,她和父亲辗转全国各地的矿山20余年。父母都出生在距离县城20公里远的村子里,家中地少人多,两人尚未成年就离家谋生。我们本县在外从事矿山井巷的人有十万之多,亲友间互相帮带,后来母亲也去了矿山,在矿山食堂做饭。母亲22岁那年,和做矿工的父亲在关中地区相遇,两人相爱,80年代末,他们结婚了。

结婚时,两人没能从双方父母那里分到房子。他们长年在外,家中的老屋早分给了种田的儿女。后来,母亲几乎每年过年都要提起,“过年回来行李袋都不知道往哪拎,夜晚就在阿嬷谷仓里睡觉。

一年到头,父母跟着各地的矿山工程队,矿工们统一住的铁皮屋子就是他们流动的家。我小学暑假时曾跟着他们去住过铁皮屋,屋里放一张坐上去嘎吱作响的木板床,一套掉漆的木桌椅,一台电风扇,条件好的时候分到一台卫星电视。白天,父亲带着干粮走进一公里深的矿山,傍晚时,他浑身黢黑地回到家,拎起母亲提前打好的一桶水,站在洗澡盆里自上而下浇上来,盆底一层黑泥。

苦熬几年后,他们攒下一些积蓄,父亲开始跟人合伙承包矿山工程。他依旧随工人下矿,而母亲负责后勤和矿工工资发放。听上去赚钱,但承包工程投入高,回报慢,风险高,他们总是赚少赔多。

因为没有房子,上学时,我一直读高价的寄宿学校,周末、假期睡在婶婶或者老师家。父母春节回家时,只好再麻烦婶婶,将家中堆放着纸箱、被褥等杂物的单间,腾出一张一米五床铺的位置,我们一家三口挤在这里过夜。

买房一直是父母的心病。2007年前后,他们手中攒下40多万积蓄。不巧,父亲拿出20多万投资朋友的矿山,算作“搭股”,最终这笔钱也亏了进去。时值县城开发南扩,房价年年上涨,县城中央老小区的二手房,每平方均价已经超过5000元。母亲心里不安,再不买,恐怕这辈子她也没有机会买房了。

但母亲又等来一个机会。县城最南边的村子拆迁后,建起了回迁房小区,原本住在这里的村民每户能分到2、3套房子,便拿出来登记售卖,一套新房135平,要价45万,这是县城最便宜的房子了。

她决心举债在这里买房。为此,她和父亲开始了漫长的争吵。父亲的想法实际,家中剩下的钱需要投进矿山工程。钱都拿去买房了,拿什么承包矿呢?买房还要欠下几十万债,又拿什么还?

大半年后,父亲妥协了。母亲如愿交钱买下房子,但装修的钱还没有着落。三室两厅的新房,墙面抹了水泥,地上铺了瓷砖,通了水电,就那么空着,他们继续外出“干工程”。

但很快,新房派上了用场,像一个简陋的巢穴,接住了母亲一次沉重的下坠。

2008年5月,父母正在川西地区,地震中他们舍下所有家当跑下楼,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中。过了两三天,同乡们眼见形势安全,陆续返回楼房里,方便做饭。然而强烈的余震袭来,母亲在天旋地转中慌忙下楼,摔倒时膝盖重重砸在台阶上,髌骨粉碎性骨折。

母亲在当地医院做了钢丝内固定手术,父亲照料着她。出院后,他们决定回县城休养。

这一切他们都瞒住了我。我放暑假从学校回到家,眼前一幅错乱图景:地板铺着光亮簇新的瓷砖,四壁裸露着水泥颗粒,客厅天花板上悬着垂着流苏的水晶灯,卧室里却挂着简易的灯泡,壁橱未竣工,几节裸露的电线探出墙面。

我茫然四顾,未完成的美梦套了一个灰扑扑的壳子,构成一个家的雏形。

而母亲半躺在主卧大床上,膝盖上打着石膏,床边倚了一副拐杖。她脸色苍白,还对我微笑着,“没事,不严重,养养就好了。”她抬手指给我看侧边,“你看,浴室卫生间都是装修好了的,厨房也好了,住着没问题。”

她又望向墙面,脸色满是憧憬:“等粉刷了,柜子也刷上漆,白了,就好看了。”

在床上度过了三四个月,母亲才能下地走路。为复健,她晚饭后要下楼散步,小区周边是块建筑工地,行道树稀稀落落,她每晚迎着飞扬的建筑尘埃,散步至尽兴而归,“要多走走,不然我这膝盖越来越紧。”

次年,她手术取出膝盖里固定的钢丝后,又休养了几个月,行动能力恢复得不错。她把两条腿靠在一起比较,左边小腿的肌肉萎缩了不少,明显细了一圈。

看起来,母亲的身体似乎是完全恢复了。父亲承包工程不顺,她没再跟着去矿山,安心在家休养。在平顺中又度过两年,家中的水泥墙面粉刷成洁净的白色,我们的生活似乎也要焕然一新。

2012年,我开始读寄宿制初中。假期,他们在电话里对我说在矿上工作,我一个人住在家中。一天下午,家中响起敲门声。他们回来了,母亲是由邻居搀扶着上的楼,南方暑气未褪,她却戴了顶毛线帽,底下露出一截深棕色短发。记忆里,她一直是一头长发,还想着法烫卷。我脱口而出:“妈,你怎么剪短发了,还挺好看。”

门外的邻居大笑,母亲也笑弯了腰,“好看吧,刚剪的!”邻居走了,她摘掉帽子,也把“短发”摘了下来,头皮处新生的头发婴儿般短细且软。她告诉我,她患了宫颈癌,已经完成化疗。

我曾在他们床头柜上看到过一张化验单,上面写着子宫肌瘤,良性。我只是将它轻轻地折了回去,所查的资料说这不是危险的病症。我没想到,后来病情急转直下,会将我们一家的生活扯出更大的裂谷。

我也是后来才知道,亲戚曾担心人财两空,对父亲说,要不别治了,是父亲坚决地支持治疗,并在医院陪床了2、3个月。化疗颇见成效,不过家中因此借了十多万债务,他们必须将房子抵押给银行,靠这笔钱应付。为多一笔收入,他们将最靠近门的那间次卧租给附近走读的中学生。

新病旧疾,让母亲的身体变得脆弱。2013年,她回老家时,在山路上跌了一跤,膝盖再次骨折,被送去医院。我陪着她在医院等待手术,等待的三个小时里,她平躺在医用推车上,将头转过去面向墙壁,涨红着脸,与人说话的语气急躁而委屈。

14年,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回。她去探亲,走到最后一阶楼梯,不知怎么腿一软直直地跪了下去,再度手术。这次,医生从她的髂骨取下一块,填补损耗过度的髌骨。

7年间,5次膝盖手术,1次癌症化疗,一向乐观的母亲变得敏感忧郁。从前,她的嘴角总是上扬的,“要多笑,嘴角向下会有坏运气。”现在,躺在病床上,她神情懊丧,说算命先生早就跟她讲过了,不要出去探望病人,也不要出去喝喜酒, “我怎么就没听呢?”

她又开始怀疑,这间房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,给她带来了这样多的不幸。有一天,她突然问我,“把房子卖掉好不好?”罕有地,她在我面前掉了眼泪。

母亲又去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。算命先生铁口直断,“你只要再搬三次家,就一定能迎来财运。”她恭敬地笑着,从钱包里掏出一卷大红的钞票递上。算命先生拉开抽屉塞了进去,桌前人头攒动,大面额的纸钞已经蓬松地厚厚铺了一层。

“佛公说的一定准。”她说暂时不考虑卖房子,却又时时念叨这件事。

她开始陷入严重失眠,常常一睁眼就是一夜,同我抱怨自己怎么也睡不着觉,又不肯去医院看看。父亲在各省之间去而复返,总是没有称心的机遇,被合伙人骗去5万余元,异地报警后立了案也杳无音信。

尽管我询问过多次,家中究竟有多少债务?他们始终对我守口如瓶,只说小孩子不必知道这么多。几年后我才得知,没有收入的那段时间,他们将房子抵押,向亲朋借钱还清贷款,次年再次抵押,身份证也拿去贷了款,如此下来,他们每个月付给银行的利息就要五六千。

他们守在那间房子里,过了两年月月亏空的日子。

2016年暑假,我回家,母亲再度给了我一个陌生的地址。我才知道,他们终究把房子被卖掉了。卖房的款项清算之后,剩下三十余万,她短暂地松了一口气,说前几年透不过气,直不起腰,住着房子也觉得已经是别人的了。

新家安在县城能找到的最便宜的车库,隐藏在一片建筑工地里。门前水泥地连着大片荒草,卷帘正门走进去,一边摆放了灶台,一边摆着桌椅。再往里走,左侧是狭小的卫生间,右侧嘎吱作响的木楼梯通往二楼的卧室,墙面贴纸凸了泡,卷了边,房间极低矮,窗户在腿的位置,窄窄一方,望出去是对面漆得棕黄色的外墙和行道树。

老房子里高价买下的气派家电,被父母暂且搁置在朋友的仓库中。冰箱在搬家时磕得太重,没过多久就报废了。他们花了好大的功夫,运回朋友不要的旧冰箱,但一打开门,冰箱内结着厚厚的带脏污的霜,为清洗干净,母亲还闪了腰。

她兴冲冲地拉着我说,现下的地方只是暂住的。她正逢时机,从熟人手上买来一套价格极低的“投标房”,再过两年就建好了。明年她准备再换一个租处,这样正好搬过三次家,一定会有发大财的时候。

第二年,我们果然搬离了车库。从学校回家,我依旧是对着新地址,来到县城临街的一个两层店面。他们将手上的房子再次转卖出去,买在了位置更好一点儿——大概一公里远的一个新小区,于是住进新房里又变成了更漫长的等待。

一层母亲张罗了间面馆,二楼的小阁楼便是我们的住处。我上了楼,阁楼延伸出的木质平台上,放了一台200元收来的旧麻将机,围着几个客人。

母亲精打细算,麻将换了庄家,便算“一圈”,能抽10元费用,每日收入不定,有时单是一晚上她能收到六十到一百元不等。一楼来了客人时,她便下楼洗手,快速地做上一碗面,继而又返回小阁楼上。

那天已是凌晨一点,母亲关掉一层的店面,我们打扫妥当,打麻将的人们正在兴头上。麻将桌离床不过隔着一道推拉门,我们在麻将桌洗牌时震耳欲聋的声音中躺下来。我一时呆愣住,没有想到我们要在这样的声音里入睡。

她说:“忍一忍就好了,再不然你把耳机带上。”我背对着她躺在床上,在呛人的烟味里忍不住开始小声抽泣。她怕外头人听见,半坐起来发怒:“你哭什么?”

我只是觉得她辛苦。我努力平复自己,试图说话,但她转过身去躺下,留给我一个拒绝的背影。

香烟的浓雾从木门底下钻进来,一声一声是牌被砸在桌上的闷响,几句简短的交谈或抱怨,然后机器腹里隆隆作响,吐出一整副全新的牌码,周而复始,人们在这里消磨长夜,直至黎明。黎明她便起身打开店门,开始新一天的劳作。

那一年,父亲继续去了外地的矿山,她独自打理这个店面,除非有事外出,否则从不休息。她不无骄傲地告诉我,她每月能净赚5000多块,完全可以应付家中人情礼节、我读大学的学费,甚至毋需动父亲每月寄来的工资。

一年后,一贯力气大的母亲,却发觉自己干活越来越使不上劲。她的心率时快时慢,稍走上一段路就胸闷得喘不上气,身体涔涔地冒冷汗。

每三个月,我焦头烂额地从网络平台抢上海一家医院的专家号,安排好动车票、住宿。她从家出发,我从学校出发,我们在同一趟列车上碰面。

300块钱挂号费,只和医生见了三分钟的面。医生诊断是心律不齐,频发性早搏,但她的病情尚未严重到动手术的地步,因此先用药看看成效,如若恶化,手术费加上住院费需要十八万。然后,我们在医院拿了一大袋足够服用三个月的药物。

晚饭后,母亲想去附近散散步,我们走在公园里,她咋舌道:“在这样的地段留出这么大的公园来。”附近的住宅每平十二万,我们脚下说是寸土寸金也不为过。高大的香樟铺下阴影,人们安闲地散步、交谈,不远处是宽阔的马路,前面尽头是综合体商城的光亮,这个公园是个奢侈绿岛,我们偶然路过了另一种生活。

没走多远,母亲呼吸不稳,要坐下来歇歇。广场上的老年人分作两边跳着广场舞,嬉闹的孩子从我们眼前跑过。“要是我住这附近,身体好一些,我也天天来跳舞。”她站起身加入跳舞的老人们,不羞不怯,动作有些笨拙。跳了几分钟又折返休息,我伸手扶她,在炎热的天气里握住她一手心的冷汗,像蛇的信子划过我,那是她疾病和痛苦的具象。

这次回乡后,她关掉店面,把房子也退掉了。新房收房,她和父亲开始装修新房。为省钱,他们住进了表姐家买的,和我们同一小区的房子。我们在七楼,她家在三楼。

只是,表姐家也是毛坯房,除了水泥墙和水电,一无所有,他们搬进去必需的灶台和床,由于难耐暑热,打电话让我帮着网购一台空调扇。兜兜转转,他们又住进了当年那样的“半成品”房子里。

装修停当,过了一段时间后,母亲如愿搬进新房。她的气色肉眼可见地好起来了。她逢人夸耀自己运气好,买房挑了七楼,连顶楼上的天台区域也是归我们的。她筹措起建阁楼,仿照其他邻居的样式,在天台搭建新的房顶和墙面,这引起了住建局的注意,工作人员在小区检查几次后,划定了可搭建的范围。

她谈起八楼的进度,脸上都带着笑意,建成便可出租,又是一笔收益。然而,偏偏不巧,墙面位置比划定范围超出了一米,连带着顶上也被强制拆除了,这一下损失了三万,算命先生说的财运倒是没来。顶楼的修建就此沉寂下来,她把一腔热情暂且投进了楼下蔬菜种植的事务。

晚饭后,我陪她去楼下的空地散步,居民种的蔬菜蓬勃生长在露天停车位,不远处是高铁轨线,列车经过时响起轰隆隆的声音。母亲一一和迎面的邻居打招呼,她的笑声依旧清晰响亮。

后来我问她,“算命的不是说,你换过三个地方就能发财吗?你没发财,他是不是得赔你钱?”

她笑,“现在不就挺好的么,买下这套房,就算我发财了。”

- END -

撰文 | 余川

编辑 | 崔玉敏